张玮玮：《米店》这样的歌，我绝对不可能再写

（本文来源：理想国imaginist；作者：理想国；讲述：张玮玮）

像《米店》这样的歌

我绝对不可能再写了

讲述：张玮玮

2017年9月28日晚，张玮玮在叶三《我们唱》新书沙龙上。（摄影：杨明）

1.

那时我对音乐的需求是非常盲目的

我上初中二年级之前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像谭咏麟的《水中花》，罗大佑的《恋曲1990》，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那时我家里有双卡录音机，我用AB面录满，拿着随身听，一天只听一首歌，不停地听，正面反面，反面正面，往死里听。

白银是这样的地方，北京的资讯传到西安差不多一年半过去了，从西安传到兰州一年半又过去了，从兰州传到白银，半年、五个月又过去了。我们的信息是滞后比较严重的。

初二的时候，因为我一个朋友的哥哥在北京上学，他到北京待了一个暑假，回来以后整个人就变了，穿上旅游鞋、牛仔裤。我们当时还是裤子要熨一个特别锋利的裤线，晚上要压在一个什么地方。他一回来我们就感觉，这个人全部都变了。他坐在桌子上唱了一段——现在看来是嘻哈——崔健的《解决》。当时我就听傻了，太炫了，一个人嘴那么快，全班所有的女孩全部都围着他转。我发现我可能走错方向了，然后就逐渐接触到摇滚乐。

那个时候我对摇滚乐的需求是非常盲目的，没法选择，也不懂。我买的第一套打口磁带一共4盒，特别古怪，一张山羊皮（Suede），一张披头士，还有一个乐队，唱金属的，嗓门特别高，叫蝎子（Scorpions），还有一张是布莱恩·亚当斯。

反正就是特别盲目地听，全靠自己，自己不停找，在白银那样的地方找。我每到周末就到兰州的磁带店去晃，老板也不理我。

1994年，张玮玮和郭龙在白银。

2.

在广州半年，特别心酸的故事

我们最开始自己做乐队的时候，不敢去北京，觉得藏龙卧虎，想都不敢想，就想先到广州看看。

我们当时对广州的期望比较高，因为广州有捞仔。我们在戈壁滩上时互相编段子，瞎编说什么老五的学生专门从北京广州到捞仔家楼下，跟捞仔的学生茬琴，最后被捞仔的学生打得片甲不留。我们对广州是带着这个想象去的，结果一去发现《外来妹》那首歌更适合我们。所以那时我对广州特别失望。

我们到那儿就发现跟音乐没有任何关系。捞仔，还有所有我们想象中的特别厉害的录音棚（那时好多磁带都是广州的），那会儿根本不存在。广州音乐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完全跨到工业生产的那个状态了。

但我在那儿认识了一帮乐手。最开始是认识了一个主唱，当时过程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和郭龙一夜没睡，大清早去一个早饭摊吃早饭。旁边有一个长发青年，我们就互相暗自观察，最后我按捺不住了，过去坐在他对面说，朋友，你是搞摇滚乐的吗？那个人说，对，我就是搞摇滚乐的。能一起坐一会儿吗？一人一碗粥。

当时广州的资讯确实跟我们西北是不一样的。在白银，我们是乱套的，打口磁带老板其实也不是特别摸得清楚，就是把最有名、最好卖的往外卖。那个主唱给我介绍了一些音乐人，我就发现，他们听的已经风格化比较明显了。

那时候我和郭龙在华南师范大学门口的地道卖唱，有女孩过来给我们塞纸条，Be friend OK？（交个朋友如何？）那些女孩有时候给我们磁带，明显她们听的音乐就是比我们那些好。

我那会儿其实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断接纳好的东西。只要是到我手里的磁带，我都得听出个名堂来。但是逐渐的，我喜欢的就一个个清晰起来，像涅槃（Nirvana）没问题，平克·弗洛伊德没问题，还有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里德（Lou Reed）这种，听几次就发现，听完这一张可以把一大堆磁带扔到垃圾桶里了。

说起来在广州那半年，是特别心酸的故事。当时差点饿死了，最后和郭龙两三天没吃饭，凑钱凑了一张到西安的火车票，买不到兰州。火车开出广州的时候，我都快哭了，我说将来广州市市长抬着轿子到兰州来拉我，我也再不回来了，我再也不来这个地方了。

我到西安给家人打了个电话，说我死心了，回去就上班，再不弹琴，回去我就剪头发，那时候是长发。当时是这么想的，在西安待在郭龙亲戚家，过了一个礼拜，特别平静，吃饭把身体补好。但我回去待了20天就走了，一狠心就去了北京，因为待了20天就觉得特别崩溃，必须走，不能上班。

张玮玮，张佺、郭龙 北京河酒吧，2001。（摄影：anais）

3.

老在别人的梦里待着是不行的

我到北京一开始想当主唱，那时候喜欢朋克，想当一个朋克主唱。那时是1998年，我22岁。我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都36岁了，12年。

在北京的12年，我觉得我上了三个本科。对我比较熟的人都知道，大部分时候我出去是不说话的。在北京，我有特别长一段时间，每天出门，但到哪儿都不说话，就是拼命听别人在说什么，我自己还有小本子，今天听着几句什么话，特别好，我晚上就回去记到本子上。最后朋克主唱没当成，搞成民谣了。

那12年，我喜欢的东西其实特别多，有一段时间我听的都是玛丽莲·曼森，但我没办法去唱那样的歌，我慢慢发现你想做的和你能做的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还是得搞明白这个。有很多年我心目中的自己应该是一道追光，我一个滑跪，用牙在电吉他上咬出一段solo，那无疑是幻想啊！人的路是设计不出来的。好多路你想往前走，走的过程就发现没办法再继续，得这么干。

我那时放弃当主唱这个想法了。因为我周围的歌手，像小河、万晓利、马木尔，这三个人在这儿放着，你怎么能唱呢？我觉得我好好拉手风琴，好好做一个乐手挺好。

但有时候是没办法，我想一直当乐手，但乐队都在解散，每次都像是人家在打乒乓球，我一过去，他们拍子一收，走了。那些我尊敬的、想待在一起的歌手，他们都有各自的事要忙。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以后，我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我们西北人挺讲团伙意识的，对每一个团伙都是挺交心的。

我发现老在别人的梦里待着是不行的，别人梦一停，你没地儿可飞了，还是要自己做。所以后面我是逼着自己写歌的，因为我特别没自信，就像很多人说《米店》好，当时我觉得天啊，怎么拿出去啊？我自己知道我完全没有达到心里的那个标准。可能路就是这样的，各种因素，有逼自己，逼逼逼，哄哄哄，把自己哄相信了。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张玮玮，北京霍营，2004。（摄影：anais）

4.

我现在没有特别自我的状态

我2012年出的专辑《白银饭店》，马上就快6年了。“五条人”跟我同时出专辑，他们都出到第三张了，万晓利算速度慢的都要出了，更别说马木尔，距我上次出已经出30多张了。这肯定焦虑，干这行的嘛，唱老歌肯定会不好意思。

但是这跟生活有关系，我已经连着两个月几乎每一个周末都在不同的地方过。因为我和郭龙要演出，“野孩子”也要演出，特别错乱。这个周末你在上海和一帮朋友在一起，特别好，转眼散了，你到一个地方调整三天，刚调整好，又去另一个地方。

这几年，我个人的感情、情绪其实是不存在的，我一直是被我的生活左右的。

前几年有一次我从新疆演出完，那天特别好，莫名其妙好多人都在，吴吞、小河、晓利、周云蓬、“野孩子”……我那天晚上喝酒的时候一看我喜欢的人全都在，就舍不得回去。

那天高虎也在，喝到昏倒，他是直接被从饭馆架到飞机上的，一睁眼已经在飞机上了，他看了看，发生了什么。我也差不多，我那天在飞机上特别难过，写了一段歌词，就是“而我的脑子就像一台不停换台的收音机，你在里面驾着电波远去，我在里面也驾着电波远去”。

上周和“美好药店”乐队演完，跟小河分手，我也是这个感觉，就是大家凑在一起演出，办完这个事，小河回去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撑死了留个三四天，下个工作一来就又没了。

我今年的演出已经排到2018年1月7号了，从下个月15号开始每个周末都在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自己要巡演，我只能在路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肯定会解决的。

就像叶三最近一直在催我稿，但是催不出来，没有一个时间坐那儿，我不是真的写字的人，我写东西必须要有好几天完完整整的时间，完全按照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一大堆水果什么的那种，放着钢琴，我慢慢悠悠，处在特别舒服、特别自我的状态。我现在没有特别自我的状态。

5.

只有演专场才是我真正地活着

音乐现场好就好在它有纰漏。你听现场不会在意那些纰漏，因为听现场你其实看的是一个更里面的东西，反而听CD的时候你会听纰漏，录的人在回避，但是在回避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把最重要的那个东西丢了。我们形容现场跟CD是这么形容的：现场就是骑摩托车，CD就是开汽车。你开汽车跑长途，窗子一关，没风没雨，但是骑摩托车是吹风淋雨。

现场就是有这个风吹雨淋的气息，现场不是你台上的人决定的，台下的人太重要了。因为音乐其实是台上台下一起呼吸造成的，你抛出去一个东西，下面人有反应，你的自信心就往上提，越抛越接，观众和台上是这个关系。但是如果底下的人不接，你的自信心就越来越没有了，到最后就在台上怂了。

所以现场真的是无可替代，现场就是生命。对于我来说，音乐节都不行，只有演专场才是我真正地活着。每回演完专场，心理膨胀，看着镜中的自己，太帅了！但是演不好的时候看着镜中的自己，又会觉得太烂了。我刚连着经历三场没演好，前三个周末每一场都没演好，上个周末在昆明一塌糊涂，演完一直到昨天我都没缓过来。

张佺怎么形容现场？说你演好一次加1分，演不好一次扣5分。我同意这个。你演好了，你只能膨胀一点点，但是你演不好，就会深深地怀疑自己。我前三周一直处在深深的怀疑自己之中，怀疑我是不是搞音乐的料，怀疑我是不是完了，江郎才尽，老了。但是这种怀疑和膨胀合在一起是一个特别牛的东西。

6.

咱们别老去关注那些不好的

我知道我自己的路还没走好，还没走顺，我相信别人也一样，有人说现在有些民谣无病呻吟，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正在努力地做自己的下一张专辑？他的下一张专辑有可能更值得期待。

我听我自己的有些歌也觉得挺无病呻吟的，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修煤气管道。但是我心里知道，我可能还有更好的，还是得给点时间。而且民谣这个词别太在意它，你喜欢听什么音乐就听什么音乐。我从来不听民谣，包括鲍勃·迪伦只听一两首，我最近听得最多的，一半是巴赫，一半是Hip-hop。每天早上起来先来段Hip-hop，从中午开始也顶不住了，听点大提琴声。喜欢听什么就听什么，你觉得什么不好听就不听了，找点好听的就行了。

我觉得每个人都这样，咱们别老去关注那些不好的，咱们都去找好的，好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好，做好东西的人也就有信心了，知道肯定有人在找我，我就好好做就行了，这样就会更好。

7.

《米店》这样的歌，我不可能再写了

《米店》这样的歌，我写的时候没打算把它写成一首流行歌，我也从来没想到别人会喜欢它，这是我根本没有想过的。

这些事没法想，也不能想，就像鸽子在天上飞，它不能想自己飞得好看不好看，它只要这么一想，指定撞到墙上，没法想，我只能干我能干的，干我觉得该干的，要把它干好的那些。

对于我来说，像《米店》这样的歌词我绝对不可能再写了，包括《白银饭店》里面大部分歌词，我不可能再写这样的，我再也不会写那种偏诗歌化、意境化的歌词，那种歌词对于我来说已经过去了。现在对于我来说只有叙事，我能够认可、真的描述一个东西，只能是和我的年纪、我现在本身的生活完全契合的。

我现在有三个身份，一个是我自己，一个是“野孩子”，一个是“美好药店”。这三个身份是特别糟糕的三角关系，平衡不了。但是我还挺喜欢这种一团糟的。有时候人天天一个样子，自己都烦，突然被小河弄成像气球一样在台上瞎蹦乱跳，觉得还挺有意思。

就是这样，生活不是自己完全能调控得了的。我们没有把自己当艺术家、当音乐家，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一个跑江湖的艺人，有些事是该干的，有些事是想干的，就是这样。

2017年9月28日晚，叶三《我们唱》新书沙龙。（摄影：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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