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音乐人投身写公众号了，民谣真的要迎来“

(本文来源：今日头条“北方公园NP';作者：老月亮)

12月28号，张玮玮宣布暂停所有的演出及相关工作，化身新媒体小编开始写公众号了。他的公众号叫“白银饭店”，与他和郭龙正式发行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专辑同名，那首被李志、老狼等人翻唱了无数次的《米店》也来自于《白银饭店》。

张玮玮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因为他的朋友安娜在北京办了一个摄影展，展品记录了她与野孩子乐队、小河、万晓利、周云蓬等音乐人在河酒吧的青春岁月，2000年初，他们都和野孩子唱的一样，生活在地下。

而与此事相关的报道，标题大部分是“刘烨的妻子原来这么文艺，还是资深民谣乐迷”、“张玮玮、小河和他们的法国女主唱”。

在张玮玮宣布隐退的前一天，马頔刚发行了新单曲《青年王国》，这首歌不能被称作一首民谣，却仍然像是一个民谣歌手误入了摇滚现场，跟去年他在后摇乐队文雀的《大雁》中强行加入人声的行径并无二致。

今年下半年里，宋冬野曾与发光曲线合作，并在不久前与伊德尔一起演唱了电音风的《 霓虹 》；曾在工体开过万人演唱会的好妹妹最近开始翻唱凤飞飞的《追梦人》；房东的猫的作品成为了抖音神曲，在各大音乐节备受欢迎；花粥玩起了古风，却遭到大学教授评价“狗屁不通”……

或隐退，或沉寂，或转换风格。

站在 2018 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回头看今年的民谣，我们最熟悉的这些民谣音乐人，似乎正在离大家认知中的“民谣”越来越远。

张玮玮这一代音乐人的作品更贴近“ folk music ”，小河早期的音乐中就已包含大量的民族和实验元素，周云蓬的作品与诗歌联系紧密，出版过诗集《午夜起来听寂静》，在2011年曾获“人民文学奖诗歌奖”，让人不免想起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

民谣歌手拿文学奖其实没那么违和的。鲍勃·迪伦从 1996 年开始就被提名诺奖了，当时作家艾伦·金斯伯格的推荐信上写着，“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2008 年他拿下普利策文学奖，评委会说他“歌词创作里有着非凡的诗性力量”，“它既是坚决的，又是嘲弄的，既是无我的，又是自我反思的”，充满溢美之词。

民谣音乐在我们这儿以它悦耳的旋律、清新的形象广受欢迎，所谓“一个人一杯酒一把吉他”。但两年前诺奖给迪伦发奖，说明在评价民谣音乐的体系里，诗性、文学性、内容性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旋律或者它的表演形式和风格。

从这个角度看，国内的民谣歌手在今年下半年展现出的“去民谣化”，确实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但隐隐给人一种本末倒置的感觉。

我们的民谣音乐被诟病得最多的一点，实际上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荷尔蒙驱动创作”，“只写小情小爱”。在原创音乐综艺、音乐节、新兴网络渠道等多维度利好并存的年份里，民谣歌手靠着这些内容获得了大量年轻受众的欢迎，但随即发生的是民谣歌手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名利双收、结婚生子之后，他们早就脱离了又穷又没性生活的生活困况。

一年一年增长的年龄慢慢带走荷尔蒙，依然迷信个人情绪发泄式创作的人就会给自己生造出一个青春期来，创作内容仍然关于爱情、孤单、迷茫，和莫名其妙的惆怅，自然会让受众觉得“腻了吧唧”。

宋冬野是对这一点感受最深的创作者之一。吸毒事件过后，他发行的单曲《郭源潮》与早期的《董小姐》、《斑马斑马》在内容性上有了明显不同，“层楼终究误少年，自由早晚乱余生”的表达足够真诚，这首歌最终获得了第29届金曲奖最佳作词奖。

这是一个相当正面的示范，可惜在那之后，宋冬野就开始玩摇滚和电音了。

上个月花粥跨界“国风”被骂“狗屁不通”的争议就不再多说了。马頔这次的《青年王国》，音乐风格和以往大相庭径，更像民谣和摇滚的结合体。但是一嚼歌词，“我可怜的年轻人啊”、“让他留下侥幸的美梦”一类的词，配上他的嘶吼，说实话，说是李志的歌也有人信。在QQ音乐的评论中，也有一些人说“感觉有点无病呻吟”，马頔回复：“我有病，你就让我呻吟呻吟吧”。

拧巴的地方在这里：如果我们的民谣音乐创作，问题出是在内容性上，为什么要急于追求形式上的突破？

退一万步来说，如果民谣歌手实在无法用音乐表达成长后、成名后的状态变化，去转换他们关注和表达的议题重心；或者说，他们暂时还学不会创作与个人经验有距离的作品；那就接着写所谓“小情小爱”，其实也没问题。

敢唱政治的民谣就是牛逼，只唱“小情小爱”就是 low，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公平的说法，关键看你能不能写出新的东西。李宗盛 55 岁发《山丘》，极其细微的个人情感，但从高中生到中年快车司机，谁不被打动呢。

不解决核心问题，绕着边缘隔靴搔痒，这在某种程度上把锅甩给了民谣这个流派，好像它在我们这儿的潜力已经见顶了。

确实，这两年“民谣凉了”早已成为一个广受认可的论调。最近一首可以作为“现象级民谣”参考的歌曲，还是《成都》，这首歌在赵雷参加《我是歌手》之后成为了全中国超市、服装店的 BGM 首选，成都的小酒馆一度是文艺青年自拍打卡的首选地标，不过，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有嘻哈》播出之前。

“两年前的民谣粉现在都成了嘻哈粉”，这是去年开始很常见的一句吐槽。但这种情绪化的范围打击其实并不公平。能被视频平台、抖音快手等渠道牵引着音乐走的受众，只能说本身就不是民谣音乐的核心受众，他们喜欢的只是带点风格的流行歌曲——说难听一点，大家认知中的所谓“民谣”也就是简易版流行歌。

有的人其实意识到了这一点。总被称为“民谣诗人”的马頔，曾经在采访中表示自己不是真的民谣歌手：“我现在想明白，我根本就不是民谣歌手，我们当时为了获得一部分的人的认同，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可我们现在离真正意义上的民谣，可能还差得比较远，我没觉得自己能到达民谣歌手的高度。”

要说“真的民谣歌手”，还是不能不提鲍勃·迪伦。在放弃民谣，发行第一张摇滚专辑之前，迪伦在声誉上已是民权运动的代言人，其音乐的独特性被CBS用“ Nobody Sings Dylan Like Dylan ”的口号加以宣传。在商业上，由 Peter，Paul and Mary 翻唱的《 Blowin’ in the Wind 》在1963年登上了 Billboard hot 100第2名，销量超过一百万份，迪伦由此可以获得超过4000美元的版权费。

而鲍勃·迪伦60年代的最后一张民谣专辑《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并没有显示出黔驴技穷的弱势，这张专辑关于种族主义，贫困和社会变革等问题的反映更加鲜明，可以说是迪伦在反抗歌手身份下创作的精华。

但在真正意义上名利双收、势头正旺的时候，鲍勃·迪伦在一个民谣音乐节上插电了。他的表演引起了民谣界的激烈不满，而迪伦还是穿起了尖头皮鞋。《 Like a Rolling Stone 》一书中记录了他的自白：民谣届一直是我必须离开的乐园，就像亚当必须离开伊甸园一样。

中国的民谣歌手在离开这座伊甸园之前，可能也应该再逛一逛，探一探。

目前看来，仅仅靠更换音乐风格、把人声从吟唱变为嘶吼并不能使民谣歌手改变与说唱、电子相比在音乐市场中的弱势，重回往日的辉煌。如何在音乐形式和内容之间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成为了每个民谣歌手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经常有人质疑张玮玮，“你都多久没写出新歌了”。他在接受 Lens 杂志采访的时候说，创作瓶颈的问题都会有，但就跟人的生命本身一样。你24岁的时候喝一场大酒，睡两个小时起来生龙活虎，我昨天晚上滴酒未沾，一进门还喊晕。

“我觉得不论是创作，还是你的生命状态，都不可能是一个大上坡，上到90岁，发射到太空。平静期其实特别重要，就像你要往起跳的时候，先得往下蹲一下。”

“蹲一下”说出来很简单，真的蹲下去很难。

尧十三是“蹲”过的。为了写一首《龙港秘密》，尧十三会买一百多G的全套好莱坞音效听一年半，一点点抠进歌里，他在2014年选择了离开北京，搬回贵州的小镇居住。也许也是因为从小学习二胡、在西南地区居住，尧十三的作品中含有大量方言和民歌元素，从现有作品的质量上来说，尧十三的确“蹲了一下”。

“蹲”得更深的可能是李志。李志最初也是一把吉他走天下、唱唱姑娘唱唱穷的民谣歌手，而现在要把“民谣”安在李志身上，总会让人有点犹疑。

在草莓音乐节上，臧鸿飞曾把李志因为没钱请乐队而把巡演名字叫做“单刀赴会”的事用于脱口秀表演，这个事儿之所以能成为段子，是有近几年李志跨年演唱会一票难求、叁叁肆满场作为对比。

李志似乎一直不怎么在意行业风向，在民谣兴起、繁盛以致衰落的几年中，他最新的录音室专辑《在每一条伤心的应天大街上》从内容和风格上有所改变，通过对《 i/O 》、《动静》等现场演出的改编，在民谣中加入爵士、摇滚元素，并增添了职业歌手朱格乐等伴唱填补自身的嗓音缺陷，加之与前经纪人迟斌等人的靠谱合作，李志团队逐渐积累了大量固定听众，成为了独立音乐届的大 IP。

元旦假期，一年一度的李志跨年又要来了。

这次主题是“洗心革面”的李志，不办现场了，演出将以线上付费直播的方式出现，票价为 33.4 人民币，在网易云音乐上已有超过十万人预约。

这些年行业里写民谣的文章，最后常常要拿李志来举例，实在不是作者们偷懒，只是国内能在作品、商业化、职业化上都成为良好案例的民谣音乐人，这些年来来去去还是只有一个李志。

李志跨年的同一天，将会有一部叫《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电影出现。一部艺术片，通过铺天盖地的营销，预售了过亿票房，这部电影几乎已经注定会成为 2019 年开春第一个被行业热议的营销案例。

艺术片在国内市场再差，“地球”尚且如此努力。民谣音乐再不“洗心革面”，当心真的要迎来“民谣最后的夜晚”。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