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摇滚第一村的回忆

（本文来源：公众号“beebee”；作者：beebee）

在90年代中国地下摇滚的鼎盛时期，京城的北郊有个默默无闻的村落，这里的村民拿着地不种，卖西瓜的“果农”蹲在三轮车旁拜读《卡夫卡选集》，连村口刷烤串的大爷都可以跟你贫一下午的国内金属乐发展。

这就是树村。

那个时代你听说过的乐队大多住在树村，这里是摇滚青年的麦加苦旅圣地。2000年时，已经有近千名乐手群居在此。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青人，抛弃了家乡一切来到这里，出没在昏暗的白炽灯下和狭窄的小胡同中。那些喊得出名字的痛仰、舌头、夜叉、病蛹……全是这儿摸爬滚打出来的。

树村方圆五六公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最先，这里只有本地村民和外地来打工的北漂青年，破败的平房和垃圾，整个一副城乡结合部景象。

后来乐队在这里疯长，人数甚至超过了本地村民，随处可见染发青年。树村的东北方向就是迷笛音乐学校，摇滚青年都指着这块跳板混进京城音乐圈子，西边又有另外一座音乐村——东北旺的毗邻，加上年轻人勉强能够承受的房租，树村一带变成了中国摇滚第一村。

村头的电线桩上张贴的全是乐队招人广告，招贝斯、招鼓手，100块钱就可以在树村租一间低矮的棚屋，基本上每个排练室都堆满了巨大的音箱、凌乱的电线和杂七杂八的打口带，租房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涨到了一个月200块。

排练是乐手们每天的日常，树村充满了新金、硬核等重型风格。贝斯和底鼓发出的低频，沿着固体传导，能够轻松穿透村里的砖墙。村民们受不了这些“噪音”，乐队排练时只能在窗户上捂层被子来隔音。

▲可以看到窗户上的棉被

当时，在这里生活的乐手们都是入不敷出。十天半个月才能炒个菜打牙祭，有人整天只能啃五毛钱一个的包子，一吃就是十几二十天，条件再差的就只有买半斤烙饼就着凉水下肚了，最苦的时候兜里两块钱扛上一个星期也不算稀奇。

▲夜叉乐队的恐龙在这里已经学会把土豆炒成牛肉味的了

和每一个城乡结合部一样，这里同样人员复杂、盗窃横行。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小偷都有自己的音乐品位。

据说有一次，一个小偷轻松撬开了一个乐手的房间，除了把吉他和效果器偷走外，小偷还顺走了科恩、活结和潘多拉等CD，但对床上扔着的爵士和fusion却视而不见。显然，这是一个喜欢重型的窃贼。

除了吃饭、睡觉、练琴，在村里的两三间“摇滚餐厅”聚个餐是乐手们定期的节日。饭馆伙计跟他们混得很熟，嘴上挂的外国乐队名字比乐手们说的还溜。所以乐手没钱又想吃盖饭的时候就直接去刷脸。这些点滴支撑起了大半个树村音乐圈子。

那时，不像现在有那么多Livehouse，独立厂牌也没蔚然成风，乐队的出路很少。很多各地青年背着心爱的乐器，来了，在饥饿和磨难中坚持三个月，然后悲叹音乐人的艰难，又带着破灭的理想愤怒离开。

更多的乐队还是在埋头排练。这个村子里没人跟你比物质，乐队同住一个屋檐，操心一件事，今天可能我说我没钱吃饭，明天就轮到他拖欠房租了……大家在音乐上、生活上互相扶持，才让每个人觉得有戏，能咬牙挺过去。他们生活艰辛常为每月一、二百元的房租犯难，却拥有难得的自由和阳光。

谁也无法说清楚第一个驻扎在树村的乐手是谁。但舌头乐队应该是较早的一批。他们不光音乐凶猛，打架也是一流。有个从新疆来的歌手在北京某酒吧唱了几个月，老板不付工钱，他就来找舌头申冤。舌头一队的人全杀到酒吧讨薪去了，老板呼来一群黑社会撑场，他们就背靠背，手脚配合默契，如同一场精彩的演出，把围攻的社会渣滓打得满地找牙。这成为了树村的一段传奇。

▲舌头乐队

因为摇滚乐队聚集在了树村，五道口也成为了地标之一。在这个繁忙的地方，大量留着长发，浑身金光闪闪的摇滚青年，穿梭在如织的人群中。开心乐园、嚎叫俱乐部都诞生在这个地方。

▲五道口的嚎叫俱乐部

“开心乐园”是当时树村乐队经常去的一个演出场地。有演出的时候经常都是十几二十支乐队一起演，门票也就10块钱。很多时候，乐队比观众还多，每支乐队演完，都迟迟不愿下来。那时候的乐队只要听见下面有一个人鼓掌要求返场，他们就会继续演出。所以时间越拖越长，最后一个乐队演出时，天都快亮了。

演完每个人分到几块钱，打车回树村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会看天亮的第一班公交车站台下，灰烬一样疲倦的人群，扛着几百斤的乐器，无声地返回树村的胡同。掌声和鼓励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了现实的窘况中。

尽管树村的生活穷困潦倒，但乐手们在这里大多数时候都是开心的。这里仿佛是一个乌托邦，虽然破败，但能够容下他们。在他们的心里，梦想总是占上风，才不至于在现实中绝望。这里有音乐、贫困、理想、愤怒、自由，但最终，还是快乐。

现在，城市的扩张，已经吞并了树村的每一条胡同。但当年那些义无反顾的摇滚少年，埋下的种子却已经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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